汉江，也称汉水，古时又称沔水。与长江、黄河、淮河一起称为“江河淮汉”。它地处长江、黄河之间，不仅是长江中下游重要支流，更是融通南北、横贯东西，社会、经济、文化的纽带与桥梁;它不仅培育了远古生命，更培养了悠远璀璨的汉水文化。
从汉江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从陕西宁强汉水之源到汉中沔县（今勉县）形成河道，经汉中、安康、十堰、荆州、潜江、天门、仙桃、汉川、汉阳龟山北、汉口龙王庙入长江，全长1577公里，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和能兼容南北文化的能量。从它的源头来看，汉水是华夏文明的古老源头之一，它发源于我国秦巴山脉西端，一边流入嘉陵江，一边流入汉江，故有“秦岭分别，武昌相会”之说，使汉水有独特的秦巴文化基因。从它的历史渊源来看，当汉水形成7亿年之后，长江、黄河才逐渐形成。长江原是一条小溪，属汉水的一脉支流，后因长江发源地的地质结构发生巨变，形成了原始的青藏高原和穿越峡谷，也就形成了长江和黄河，使汉江逐渐变成长江支流，曾经在历史上激荡风云的大汉王朝跟汉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汉水富有独特的古文化因素。从它的贡献来看，它用乳汁哺育了汉江流域广大民众，为沿岸民众提供了灌溉之利、舟楫之便，使汉水形成了独特的汉水文化。
汉水文化滋养了区域地方文化
汉水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是中国民族文化和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植汉文化的土壤与源泉。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阳，汉水文化培植了三国文化、诸葛亮文化，对襄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文化撑起襄阳——省域副中心城市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文化名市——潜江，汉水文化在孕育了戏剧大师曹禺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个新的戏种——花鼓戏，使花鼓戏走上了戏剧舞台，登上了大雅之堂，走进了中南海;在帝王文化之乡——钟祥，汉水为“明显陵”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戴上了璀璨夺目的光环，为帝王文化的现代诠释注入了新的内涵，使丰厚沉淀的帝王文化为钟祥带来了快速发展的先天条件，成为城市发展的灵魂和载体;在体操之乡——仙桃，汉水文化为仙桃孕育出了“敢为人先、永争第一”的体操精神，增添了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内涵，使仙桃找了一个融入世界的切入点——体操，体操成为这个城市的情结，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在状元之县——天门县（今天门市），漢水文化为这个五代五进士，父中状元、子中探花的才子之地积淀了厚实的文化土壤，让这座城市教育昌明，人才辈出，使其以“状元县”的美誉闻名海内外;在古城荆州，汉水文化丰富了三国文化、关公文化，渗透出古今智者博大精深的人文情怀，培育出“筚路蓝缕”的古荆州精神，使荆州这座亲水的古城傍水而生，依水而在，随水而长，伴水而兴;在江城武汉，汉水文化衬托出深厚的中原文化和绚丽多姿的荆楚文化，让武汉得优于水，因水而名，让武汉人有特定的“汉腔”，让武汉戏剧有特定的称谓——汉剧，也造就了武汉“两江三镇”的城市格局，让武汉成为海内外享有盛名的“水城”。
汉江孕育了悠久的水运文化
三千里汉江，再也看不见帆樯舟影，再也听不到高亢的汉江号子，在追寻历史足迹时，深深感到汉江所承载的那段历史正渐渐远去，然而也有许多不可忘却的文化符号：上游秦巴山区盛产的生漆、木材、苎麻及各种药材，中游南阳、襄阳的粮食、桐油、食油及皮油等，强烈地吸引着外地商贾。他们云集汉滨，设立商号，互易有无。在汉江上来来往往的商船，聚散着各处的繁华与喧闹。码头上，停泊着一艘艘大小木船，江面上，常年白帆如云，水鸟绕桅。油亮的青石块，依偎着堤岸，商人们在石条筑起的码头上谈古说今，谈物论价，谈事品茶。这种石码头是一种历史遗存，码头的变迁是一种历史见证，这些遗存和见证构筑了可贵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了汉水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了汉水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强烈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赋予了汉水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
汉江流域，水运和商业发达，各地来往商贾、旅客络绎不绝，商人们需要一个沟通聚会的会所，船帮们也需要一个相互联络的场子，于是各种会馆应运而生。历经岁月沧桑，众多会馆糅合了各地移民带来的不同风俗和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会馆文化和会馆经济现象。汉水中游的樊城，是汉江流域会馆最多的，这里相继建起了21座会馆。这些会馆体现与传播了地域文化，会馆的建立使汉水流域文化得以与别的地域文化进行交流，推动了各地商人在汉水城镇和码头的融合。
在木船航运时代，汉江木船上的动力来自船工，于是汉江号子应运而生。汉江号子，曲牌丰富，旋律高亢，是荡气回肠的生命赞歌。其唱词与民间传说和两岸地理风物生活形态相关，是汉水文化和风情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汉水文化延展出不屈不挠的抗洪精神
汉水文化是指汉江流域所孕育的水文化，是人们在汉江流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与水相关联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人们对汉江流域水环境的认识，从古至今的治理、开发、利用以及产生的生活习俗与信仰，与汉江洪水拼搏的精神以及所遗存的历史轨迹。
汉水文化是汉江流域两岸人民群众与水打交道过程中的一种文化成果，其主要内容是汉水精神或者说是抗洪精神。千百年来，汉江流域发生了多次大洪水，1935年7月发生的特大洪水，丹江口泄洪流量为5万立方米每秒，为数百年之最。1998年7月至9月，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广大军民日夜严防死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冲不垮的堤坝。汉江流域下游段受长江洪水顶托，也发生了较大洪水，是长江支流中遭遇洪水灾害最严重的一次。在数次与洪水战斗中，汉江流域两岸人民群众与长江流域沿岸人民群众和洪水展开了殊死搏斗，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这一抗洪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也是汉水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中包含水的接川纳溪、兼容并蓄的凝聚力;“不怕困难、顽强拼搏”中包含水的大江东去、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坚韧不拔、敢于胜利”中包含水滴石穿、以柔克刚的坚定意志。因此，可以说伟大的抗洪精神闪烁着汉水文化、长江文化、中国水文化的灿烂光芒。
抗洪精神是汉水文化新发展
抗洪精神的实质是，以公而忘私，舍生忘死的共产主义精神为灵魂;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全局利益至上的大局意识为核心;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为纽带;以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旗帜;以自强不息、贵公重义、艰苦奋斗、同舟共济、自尊自励的传统美德为血脉和营养。它是这一切高贵美好的品格在抗击自然灾害的殊死搏斗中形成的交会点，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交会点，是革命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交会点。
抗洪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发扬，是我们党和军队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的大发扬，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國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也是中国水文化和汉水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抗洪精神不只是产生于那场抗洪抢险斗争中，而且根植于我们党和国家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根植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根植于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根植于深厚底蕴的中国水文化和灿烂多姿的汉水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抗洪精神也就成为推动我们整个事业前进的精神动力，成为我们的党魂、军魂和国魂的一种生动体现。抗洪精神源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汉水文化的沃土，源于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源于数十年来坚持不懈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源于亿万人民群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共同理想和伟大实践，源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历次抗洪抢险战斗中，一个干部就是一根标杆，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道堤坝。党员干部这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精神，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形象;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灾难面前顶天立地，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密切的血肉关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在灾害面前，广大干部群众舍小家保大家，舍局部保整体，宁可自己作出牺牲也不让国家遭受更大损失。儿子牺牲了，父亲冲上来;丈夫殉职了，妻子顶上去。这种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向人们昭示了一个真理：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以集体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为重的民族，是一个大有前途、不可战胜的民族。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军旗飘扬;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红星闪耀。人民子弟兵在抗洪抢险战斗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为党和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神州一家，血脉相连。广大抗洪军民所展示出的光辉形象，让人们看到，美好的品格和行为凝聚起来就会万分壮美，亿万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就会万分强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情操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结合起来，就会把我们的民族品格带向一个万分光辉灿烂的境界。人类历史上自有与洪水搏斗，就有抗洪精神。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抗洪精神。在东方文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即大仁、大智、大勇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文化底蕴是“天人合一”“神人合一”“人定胜天”。这是中国水文化和汉水文化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具体表现。因为大禹治水的缘故，才使得大禹的形象具体而伟大，也就奠定了中华文化、汉水文化的人格精神，而这也就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成了一种人格中的美德。
我国人民有着光荣的治水传统和抗洪精神，因而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中国水文化和灿烂多姿的汉水文化。以水为出发点，研究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水利基础设施战略地位的认识。以水文化为立足点，探索水理论，认识水贡献，发扬水精神，建立水形象，可以提高全社会的水意识，弘扬抗洪精神，增强社会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水和谐，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一面鲜艳的“汉水文化”旗帜，为促进人们为发展水利事业，促进社会繁荣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