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后期，笔者与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于1969年夏被下放安徽凤阳，到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即劳动改造。那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中都的地方，明中都的残垣断壁，龙兴寺的离离荒草，明皇陵的秋风落叶，以及民间流传的种种朱元璋逸闻，引起了我的沉思：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境中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的统治？他为什么要选择无论从经济、地理、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功将告成”之时，却又弃而不用？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却又对儒学的经典《孟子》大加删节；既重视并积极网罗、培养人才，却又无情地摧残、扼杀人才；既积极求言、鼓励进谏，有时确也能虚怀纳谏，有时却又顽固地拒绝谏言，这究竟是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的真相如何，是冤假错案，还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够提出“锄强扶弱”的主张，毫不留情地严惩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百孔千疮的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其时“四人帮”尚在台上肆虐，这些思绪很快就被艰苦的劳动所驱散，被为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所取代了。
在干校待了三年后，笔者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大学，参与中文系的创办和教学。又过了三年，几经周折之后，我调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不久，“四人帮”垮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得对朱元璋其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创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多是由他亲手擘画与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在安徽凤阳同朱元璋有关的各种见闻又在脑海中浮起，更激起我对他的强烈兴趣。我找来史学前辈吴晗的《朱元璋传》仔细研读，并查阅了有关朱元璋的各种论著。这样，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题则又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答案。于是，我在教学之余，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史籍，搜集资料，就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撰写了几篇论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张继红编辑找到我家，约请撰写一部朱元璋传。此后，我将所写的16篇关于朱元璋的论文稍加整理，集为《朱元璋研究》一书，交付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动笔撰写《洪武皇帝大传》，于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付梓刊行。书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誉之为继吴晗《朱元璋传》之后的“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1993年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1月）发表《近十年来（1989—2000年）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一文，将拙著与其他学者先后出版的几部朱元璋传记做了比较，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
同行的肯定，使笔者倍感欣慰和鼓舞，但我心里十分清楚，由于个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对某些史实的描述尚欠具体，有的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洪武皇帝大传》一书的研究基础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例如对朱元璋接受和恢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笼统地把它们当作文化专制的举措加以否定，显然失之偏颇。因此，笔者决定扩大资料的搜集范围，并调整研究视角，对这部传记重加修订，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此后，我又对朱元璋一生活动的几个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陆续发表9篇论文，并开始动手修改某些章节。不久，因担任系主任工作，杂事繁忙，加上教学、写作任务相当繁重，修订工作时断时续，后来便中途停顿下来。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看到笔者书桌上的一沓稿子，问我在写什么。我告以正在修订《洪武皇帝大传》，但尚未完工。他很感兴趣，主动提出愿意出版这部著作，嘱我抓紧时间，尽快修订完稿。此时学术著作的出版已经相当困难，如无出版津贴，一般出版社都不肯接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热情与慷慨，令我深受感动。此后，除日常的行政与教学，我便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补充，先后写出增订一稿和二稿。除了改正原著的一些讹误，还修正了某些观点，并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补充大量新的资料，征引的史籍由原著的 300多种增至500余种，篇幅也由原著的50多万字扩增至近70万字。由于与原著存在较大的区别，责编将书名改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2005年这部增订本正式推出，学术界一致认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超越前人，把朱元璋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研究员在《北京日报》以《超越吴晗》为题发表书评说：“陈教授的这本大著，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不过，笔者的朱元璋研究并未就此止步。因为我深知，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有些问题或由于资料的匮乏或限于笔者的认识水平，尚未彻底厘清。何况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涌现。比如朱元璋的出生地问题，本来史籍的记载歧异迭出，国内的学者就存在争议，近年又有韩国人说他是韩国人，死后就埋葬在韩国。又比如朱元璋的民族成分，回族民间早有他是回民的传说，前些年台湾又有回族学者撰写论证其为回民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再如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吴晗与吕景琳先后著文论证其为冤假错案，他们的论据是否经得起史实的检验？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此其一。其二，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是从事专门的研究，发掘新的资料，提出新的创见，写出精专的史学论著，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而且也肩負着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因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明历史真相，揭示历史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过去，改造现实，开创未来。这里就有个把专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让普通大众能够消化吸收，将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问题。因此，笔者在行政与教学工作之余，乃至退休之后，仍继续广披博览，搜集史料，排比校核，去伪存真，就大家争论的若干重大问题撰写十多篇论文，同时还就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写了一批短小精悍的历史小品与随笔，发表于《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学习时报》《博览群书》《文史知识》《历史学家茶座》等报纸杂志，并出版了一部历史小品、随笔集《自从出了朱皇帝》（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最近几年，常有同行好友劝我再写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朱元璋传记。他们说，笔者出版的两部朱元璋传虽然文笔鲜活，行文流畅，描写生动，很有可读性，但它们毕竟都是学术专著，部头又太大。作为全面、系统梳理朱元璋的生平活动，发表自己创新之见的学术著作，部头大点无可厚非；但篇幅过大，只能在学术圈子里流传，无法“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普通读者所接受。广大普通读者整日为生计忙碌，哪有充裕的时间来读你这么大部头的专著呢？去年1月中旬，中央电视台百集《中国通史》纪录片创作组找我去讲朱元璋，宋春来导演告诉我，他们从网上和一些大书店寻找有关朱元璋的著作，只找到一部吴晗的《朱元璋传》和几本通俗读物，这使我感到非常震动。因为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关于朱元璋的通俗读物，作者多半是明史的门外汉，根本不曾对朱元璋做过研究，他们的作品大多东拼西凑，加上自己的臆断、虚构，讹误百出。吴晗是朱元璋研究的拓荒者，其代表作《朱元璋传》经过多次改写，在明史研究以及中国政治史、史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但是，这部传记产生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存在许多重大的缺陷。《朱元璋传》的第一个本子《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于1943年暑假写于西南联大，目的是为了影射、抨击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第二个本子是抗战胜利返回清华大学后改写于1947年暑假至1948年暑假，旨在影射、抨击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书名正式改为《朱元璋传》。作为影射史学，这两个本子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强调实用性而忽视科学性，突出道德价值评价而忽略社会价值评价，用很大的篇幅描述朱元璋以猛治国，诛戮功臣，搞特务网，兴文字狱的“恐怖政治”，而对朱元璋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举措却一笔带过，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传主一生的活动及其功过是非。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掌握唯物史观，先后两次改写《朱元璋传》，不仅补写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使读者看到朱元璋除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残暴一面，还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面，同时尽量去掉影射色彩，力求给朱元璋以公正的评价。不过，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他对朱元璋的评价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难以改变朱元璋的暴君形象。加上吴晗在20世纪40年代投身革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从政，没有大块时间坐下来认真查阅史籍，更不用说进行仔细的辨析考证，拿来就用，造成许多史事遗漏或失真，存在不少的硬伤（参看拙作《从〈由僧钵到皇权〉到〈朱元璋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35卷第1期，2007年1月；拙著《散叶集》第82—96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吴晗已在“文革”中遭“四人帮”迫害而含冤去世，无法再次对《朱元璋传》进行改写。因此，我觉得同行好友的建议不无道理，如有机会，还是应该为普通大众撰写一部篇幅较小、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朱元璋传。2013年秋，河南文艺出版社约请撰写一部30万字左右的朱元璋传，正好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笔者便应承了下来。
要写出一部新的简明扼要的朱元璋传记，我想决不能炒冷饭，将以前写的两部传记进行简单的文字删减，搞成压缩饼干。那样做固然省事，但作品肯定没有新意，味同嚼蜡，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经过反复的酙酌，我觉得，除了继续坚持自己前两部传记求真求实的写作风格，对传主既不任意贬损丑化，也不曲意美化拔高之外，还应力求实现以下三个目标：一、雅俗共赏。既注重学术性、科学性，又兼顾趣味性、可读性，史事的记述力求真实、准确，文字的表达则尽可能做到形象、生动，叙述话语与引用古籍要有机地融为一体，塑造出一个丰满立体、有血有肉的传主形象。二、简明扼要。高水平的历史人物传记，不仅应该写出传主一生活动的轨迹，而且还应当能让读者以小见大，通过传主的一生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受到启迪。30万字左右的篇幅，记述某些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是绰绰有余的，但记述朱元璋这个元王朝埋葬者、明王朝开创者的曲折经历，就显得比较局促。吴晗的《朱元璋传》写了21万多字，结果许多重大事件只能付之阙如，一些重要的历史环节交代不清，论述的深度与广度均显不足。因此，新传的写作切忌细大不捐，只能以朱元璋的经历为经，以其政策举措为纬，抓住重要的历史节点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结合元末明初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动展开叙述，以反映传主跌宕奇特的政治生涯和是非功过。文字要求简洁，但头绪必须集中，以求线索清晰，脉络分明。三、写出新意。除了补充一些新发掘的资料外，更要融进本人近年的研究成果，并吸收明史学界新近的学术成果，反映朱元璋研究的前沿水平，以求能有新的突破。一些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以前写的两部传记一般只按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述，对他人的观点不做驳论。一些读者读后，常问我对那些观点的看法。所以，本书也应在相关的章节适当阐述本人对某些观点的不同看法。
标杆树立之后，我拟出章节目录，开始写作。尽管所需资料书柜里大部分都有，不必老跑图书馆，洪武建国之前的几章，基本上按照年代的顺序来写，内容比较单纯，线索比较集中，写作进度也较快。但洪武建国后，朱元璋的许多重大活动是交叉进行的，有些活动往往跨越几个阶段，只能按政治（包括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来划分章节，各个章节再按时间顺序来写，如何避免各章节之间内容的交叉重复，便颇费踌躇，有些章节甚至数易其稿才最后敲定，写作进度就慢了。另外，本书在开始写作时，为求浅显易懂，节省篇幅，尽可能少引史料，即使引用史料，也不注明出处。后来觉得，笔者对朱元璋一生活动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同不少学者相异，如不征引史料，注明出处，怎么表明自己的观点立论有据、言之成理呢？于是，我又回头给已写成的一些章节补上基本史料，注明出处，后写的所有章节也都适当征引史料，标明出处。不过，为节省篇幅，决不搞史料堆砌，只征引一些必要的史料，并采用夹注的形式，简单标明史料的出处。这样，從2013年9月开笔至今，竟花费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可谓老牛拉慢车了。
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从1978年起步，笔者的朱元璋研究前后已历时近四十年。从1969年去凤阳劳动改造算起，我与朱元璋的“交往”已将近50年，尽管如此，仍未能全部解开朱元璋一生活动的所有谜团。我将谨记楚国大诗人屈原的名言“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继续孜孜不倦地探索。同时，也亟盼学术界的同人和广大读者对这部新作提出批评意见，不吝赐教，以备将来有机会再版能进一步修改完善，并为修订大部头的旧著《洪武大帝朱元璋传》提供参考。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