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口”，中原与大漠的交接口，南北民族政权更替、军事冲突之咽喉，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经济交流的枢纽地带。在两种文化往来聚合、催生变革共同作用下，铸就了独特的“西口”文化。在“西口”文化派生出的诸多文化形态中，戏剧文化最能体现各民族的共融共享性。本文在坚持“西口”泛指的基础上探讨西口文化的生成及其衍生而来的戏剧文化。
关键词：“西口”；民族交流；戏剧文化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5-0166-03
关于“西口”，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民歌《走西口》，一曲凄凉、婉转，情深意切的歌曲道出千千万万西口路上人的艰辛与血泪。如果就仅此而认识的“西口”则只是其中一方面。实际上，在“西口”周边的大同、朔州、忻州地区，自古到今都是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政权交替、互相征战的大战场，是中国北部的军事要塞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自春秋战国开始，这里便陆续由戎狄、林胡、楼烦、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回族、汉族、满族等民族驻牧。骁勇强悍的游牧民族多次南下与中原农耕民族一争高低，实现江山轮流坐的局面。如果说战争是一种武力拼杀，那么战争结束便是经济文化的交流了。交流是一种相互作用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证明，“西口”文化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共同努力缔造而成的。
目前关于“西口”文化的探讨，相对应提出移民文化、民族团结文化、“互市”文化、长城文化、农牧经济合作文化、旅蒙商文化、旅游文化等等，相关学者已经做了一定的研究。但尚未有明确的“西口”戏剧文化这一提法，题目所指“西口”戏剧文化亦是指“西口”周边地区流传的多种戏剧样式的统称。这种提法虽无明确的理念支撑，却是依事实依据而为的。第一，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过程中，乐舞戏剧交流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第二，在这里曾经发生的著名战役、文化交流、和亲政策都多次被演绎为戏剧艺术样式，而这些戏剧与其它地区戏剧有着明显的不同，即胡汉文化交融的特征。如“昭君戏”、“杨家戏”等。故而，“西口”戏剧文化这种提法是可以成立的，诚然，因自身的学识能力有限，仅此提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点探究，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西口”多样说法与辩证
关于“口”的概念，学界公认为明代隆庆之后沿长城开设的贸易关口。然而对于“西口”何指却有颇多争议，有保德、河曲说，有杀虎口说，有归化、包头说等等，说法不定的缘由在于“走西口”路线的不同。
“走西口”做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这个时期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约三百年的历史，被学界称之为“西口移民运动”。由陕西神木、榆林、靖边等地居民渡过黄河进入内蒙地区，民众所走的路线是设在山西河曲、保德的“水关”，所以对于陕西“走西口”的民众来说，保德、河曲即为“西口”。山西雁北，与内蒙南界相邻，出“口外”谋生西有“杀虎口”，东有“张家口”，故而对于山西晋北民众来说，“西口”是“杀虎口”没有疑义。而对于河北等地民众的西口之行更多选择张家口。对于山西晋中或晋南民众来说则有多种选择。也有学者称：“就山西而言，人们常将河北张家口称为‘东口’，那么，张家口以西的各口（尤其是殺虎口）就被称为“西口”。关于归化为“西口”的说法，最有力的依据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归化设关税机构，以及俄国使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А·М·Позднеев，1851～1920）年在《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谈到：“看到当时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并在驻军的号衣上也可见到。”以此，波兹德涅耶夫坚信“西口”是归化。以归化设置关税机构以及波兹德涅耶夫来内蒙考察的时间（1892.06～1893.08），较之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已晚了许多。所以，由于时间、地域以及政府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关于“西口”的界定也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这纷纷说法，山西大学晋商学院张喜琴、刘建生为代表的学者经过大量资料积累、整理、分析，提出“西口”泛化说，认为：“历史上最早的西口便是杀虎口；在国家战略调整和北方边贸政策变化以及民间约定俗成等影响的影响下，‘西口’逐步延伸到了归化城……‘走西口’也最终成为北方满蒙汉民之间交往的代称。”笔者支持这种“西口”泛化、代称的说法。本文所涉及“西口”以及相关文化因素即在此基础上探讨。
二、“西口”文化的发生与形成
关于“西口”的概念始于明朝，然而关于“西口”之路发生的诸多战争厮杀、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却远远早于概念本身。
从右玉张家山遗址与朔州城区的峙峪遗址可以推测，“西口”之地曾是游牧之地。在商周时由戎狄占据，春秋时戎狄势力不断向中原扩张，呈现与晋、秦、冀相对峙的北狄。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推行著名的“胡服骑射”，大大促进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多元化起到极好的推动作用。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逐渐强盛。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出征匈奴，在平城（今大同）被困白登山，即著名的“白登之围”。战后刘邦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互惠共利，开放“关市”，促进了游牧民族与华夏民族文化的相互认同、相互融合的步伐。尤其是归顺的南匈奴，大部分安置在现今山西的中北部，再一次促使华夏族血缘关系向多元化发展的局面。
北魏时期，拓跋鲜卑率部西迁南下，初建都城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在中外交流史上，北魏时期是一个开放而活跃的时代，为隋唐时期更加开放的中外文化的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同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是北魏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证，早期的“昙曜五窟”，其造像的犍陀罗艺术风格和中亚地区服装的特点便是最好的见证。唐朝时期，文化交流繁盛，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归附，漠北的草原游牧部落也归附旗下，中原与草原的联系畅通无阻，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为之后辽时期各贸易繁盛奠定了基础。
宋辽时期，契丹族创建辽国政权，定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极为重视同西域地区的联系，为各国信使提供便利而设置驿馆，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期间，宋辽战争持续25年之久，最后以和约“澶渊之盟”停战。战争的结束，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双方边境大片地区生产得以发展，并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进而促使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辽宋文化的融合以今大同华严寺，应县木塔为物证。
蒙元时期，铁木真统一蒙古，建立蒙古汗国，并发动长期战争。后代忽必烈灭宋，建元，由于势力的扩张，继而促使欧亚大陆连成一体，使各民族文化交流获得新的历史契机。这一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南北相通，并河西走廊、四川、云贵地区通向南亚之路，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串联一起，进而使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达到顶峰。
明朝政权建立，蒙古贵族返回漠北，明朝政府修筑万里长城，设置边关重镇，一时隔断草原与中原的联系。而地处长城边界的朔州、大同、左云、右玉等地再次成为明王朝与草原民族的厮杀之地。隆庆五年，蒙汉再次“互市”，出现蒙汉和平相处六十年安定局面。满清时期，对与蒙古边塞贸易的商人有诸多限制，如设置户籍，不准蒙汉通婚、限定商队人数等。但由于人口激增，在资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迫使人们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故而官方的约束力是有限而短暂的。于是出现“渡海台”“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大量移民运动。其中“走西口”一支是晋陕百姓越过长城，去“口外”谋生的情形，“晋商”为“走西口”中最强有力的一支，从“货郎”到“大盛魁”，伴随驼铃经由杀虎口、张家口，再过归化、乌兰巴托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以及各种日用品运往恰克图、俄罗斯、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继古丝绸之路形成著名的“晋商驼道”。
以上可见，“西口”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厮杀、融合的见证者。一次次的民族战争、一次次的民族融合，南迁、北上、西征、东移，形成今天的中华文化。在农耕文明与游牧狩猎文明交融之地的“西口”，也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其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彰显民族团结文化的同时呈现其地域文化，因古代城堡关隘的设置，亦突出其长城文化、关隘文化；因民族之间的商品贸易随之而来的“互市”文化、旅蒙商文化；因大量移民求生而并生的移民文化，也因以上文化的形成而衍生出其戏剧文化。
三、繁荣的戏剧文化传播与流变
民族文化的交流，必然促进民族艺术的发展，在多样“西口”文化形成的同时，“西口”戏剧日渐繁荣，进而形成多种戏剧并存的局面。陕西师范大学李强教授在《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一文中写到：“翻阅丝绸之路戏剧文化史与中国乐舞戏曲史，人们惊诧不已地发现一个独特的宗教与民族文化交流的现象，即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山南北西域各国与黄河中游三晋诸国大规模与频繁的胡汉文学艺术来往。由于不同文化的撞击与融合，而陆续产生与形成诸多的表演艺术形式，如马上乐、胡角、横吹、歌舞小戏、散曲、诸宫调、院本、杂剧、梆子腔等极大地丰富了华夏民族的文学艺术发展历史。”这一段中“三晋”尤指胡汉相交之地，即今天所说的“西口”之地。
“西口”戏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现端倪。史料记载，赵武灵王每次得勝之后，都要雇用“优人”舞蹈歌唱以表达得胜的喜悦之情。后便沿用在农事丰收或婚丧嫁娶等民间日常生活中，这种演出形式我们可以认为是“西口”戏剧的雏形，之后在多次的政权更迭中，在众民族多样文化的推动下逐渐繁荣并得以传承。
（一）“活化石”：赛戏
曾经在大同朔州地区流行的“赛戏”，是北方傩戏的一种，因为频繁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早期人们杀牛羊来祭祀天神，以保民众安康，并请优人歌之舞之，以祈天降祥瑞。“赛戏”曾在同朔地区流传甚广，但文字记载很少，不过从零星文献中仍可见一斑。《汉书·郊祀志》中祭祀活动称谓“赛”，清顺治九年《云中郡志·风俗篇》记载：“乡村，三月春祈，八月秋报神庙前，扮乐赛享。”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八《风土篇》记载：“上元，俗名灯节，唱插秧歌，来城内相征逐，仿傩礼。”这种“傩礼”正是赛戏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赛戏的演出几乎绝迹，但“塞戏”曾经的功能以及戏剧形态却被其他艺术形式吸收融化。“西口”周边区县每年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闹红火，除了秧歌、高跷等还有“打土摊”。“打土摊”中有扮演者戴面具而舞，便是赛戏傩礼的残存。赛戏演出分三天，依次称“起赛”“正赛”和“末赛”，在“起赛”之日首先要跳“鸡毛猴”，目的是为了驱灾祛病、驱逐生魂恶鬼。所谓“鸡毛猴”是一先行官的称谓，这位先行官面部画白三块瓦，上身穿夜行衣，外套黄色马褂，下穿彩裤，头巾上插雉翎，手中拿一三尺长的竹竿，竹竿上绑有一鸡毛掸子。“鸡毛猴”出场先拜已装扮好的“君王”和两位娘娘，得令后便开始过街，锣鼓队吹着唢呐，敲着锣打着鼓伴随前行。这种仪式在晋北的一些农村仍然存在。只是略有变化，如“鸡毛猴”手里拿的可以是鸡毛掸子，也可以是一把大笤帚，“鸡毛猴”的掸子扫到了谁，谁就能被扫去晦气，可享一年通顺，被扫者自然掏一些钱财或买烟酒糖果以示回福，俗称“落毛”。
（二）宗教之乐：道情
北魏时期，鲜卑族建立王朝，长久的征战终告一段落。各民族林立于“西口”之地，风俗各异，成为统治者头疼的问题，宗教随之兴起。因本身与西域之间的亲密关系，佛教很快席卷这一片土地。最好的物证便是依山而凿的“云冈石窟”，其壁画上的乐舞与百戏杂技图反映了北魏时期多民族融合的戏剧艺术风格。而产于中国的道教也不示弱，在悬崖峭壁之处建了悬空寺，其略胜一筹的是自己独特的讲唱文学派生出来的“道乐”与“道情戏”。在大同阳高、河北、内蒙等地一度流行的“恒山道乐”，其古老的乐曲与完整的曲目对于研究民族传统音乐等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在“西口”之地亦逐渐形成“晋北道情”，相对前面戏剧雏形来说，已有很强的叙事能力，其内容多是超凡脱俗的神道故事，以宣传道教思想为宗旨。沿袭至今分为右玉道情、大同道情和神池道情。
（三）成熟戏剧：杂剧
自公元916年到1543年，长达六百多年的草原民族政权统治着华夏民族，也正是在辽、金、元等漫长的异族统治下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古典戏曲——杂剧。契丹人丰富的乐舞文化为后世的金元杂剧奠定坚实的文化艺术基础。《辽史·乐志》记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辽州皇后仪：呈百戏、角抵、戏马以为乐。”史上亦多处记载辽兴宗耶律宗真对音乐、演戏的爱好，且经常观看胡汉形式的杂剧。女真人灭辽后在辽乐舞的基础上创造出对中国古典戏曲根本性影响的金院本与诸宫调，这自然是胡汉文化相融的结果。蒙古民族与色目人等游牧民族本身的能歌善舞，加上业已形成的说唱艺术，元杂剧脱颖而出。
元杂剧的形成是中华各民族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西口”之地，做为北方各族人民交流的中心，元杂剧盛行是必然的。元代初期成名的大同戏剧家吴昌龄便是很好的证人，元代钟嗣成《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即杂剧）行于世者五十六人”之中。做为出名的杂剧作家，从吴昌龄所写杂剧题材方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同等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文化兼容并畜的繁荣态势。如《西天取经》为佛家故事，描述唐玄奘西天取经经历；《鬼子母揭钵记》写大同善化寺鬼子母皈依佛门的故事，后被改编为《目连救母》，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神话剧；《张天师断风花雪月》则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画符驱邪的故事，后被改编为《吕洞宾三戏牡丹》；《老回回探狐洞》《浪子回回赏黄花》等再现了穆斯林移民的生活情形等。
（四）繁荣戏剧：各剧种竞相争艳
清朝建立政权后，一举改变历代中原王朝以雁北“西口”之地做为防御前沿的局面，为山西民众的“走西口”提供了更充足的客观条件。山西的地方文化也随着这些“西口”路人传播到内蒙直至俄罗斯等地。清乾隆年间，由陕西秦腔逐渐演变的梆子腔，流传到山西，由南往北，受当地方言、民歌、鼓词、说唱故事等影响，逐渐形成蒲州梆子（蒲剧），中路梆子（晉剧）、上党梆子和北路梆子。在“西口”周边地区内蒙的呼和浩特、包头，山西大同、忻州，陕西北部，河北张家口等地流行的“大戏”为北路梆子。耍孩儿、罗罗腔、大秧歌等在此竞相并存，各领风骚。由“走西口”而引发的一系列艺术形式，在今天已然成为一大文化品牌。民歌“走西口”出现了多个版本，而随着影视剧《走西口》的热播，更是将“走西口”推上了文化之巅。就戏曲本身而言，最经典的莫过于蒙汉两族共融而成的二人台。关于二人台，其自身各方面的研究价值，以及其派生出的诸多文化价值已然可成著成册，这里不多赘述。
四、结 语
“西口”之地，历经无数次战争与联盟，几千年的各族人民在这里传承繁衍，看得见的是一段段的长城与一个个的烽火台，看不见的是一代代人积淀下来的文化精神。随着历史的推移，今天的“西口”早已结束了狼烟四起的局面，曾经的声声驼铃也已然被驰骋而来的现代交通工具替代。物是人非，留下的是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是各族人民坚韧、团结、求合作的历史沿袭，是各族人民和平、友爱、共繁荣的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安介民.山西移民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414.
[2]杀虎口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编.西口文化论衡[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34.
[3]李强.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228.
[4]（元）脱脱等撰.《辽史》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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